3月24日至26日,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会议在华中理工大学召开。会上,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坦言: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整套人才培养体系和教育观念,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也不能适应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突出的问题是:专业口径过窄;人文教育薄弱;教学模式单一;教学内容偏旧;教学方法过死。
日前,新任教育部部长陈至立面对200多位重点高校分管教学的副校长说得更恳切:没有教学改革,高校就没有立足之地。
但是,高校教学改革到底如何改呢?记者为此采访了前来参加会议的部分代表和教育家。
清华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余寿文教授认为,高校教改,高校内部最大的困难就是教师队伍很难适应。他说:更新教学内容,重修教材要靠教师;完成教学计划,改进教学方法也要靠教师。因此,教师队伍是教学改革可持续发展的命根子。而要稳定教师队伍,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教学改革,必须建立激励机制。清华大学从1994年开始,逐步推进以关键岗位聘任制为主要方式的内部管理机制改革。通过评审,逐步在全校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中审定校级核心课程和主要岗位数目。首先在具备条件的核心课程设立“主讲教授”和“骨干讲员”岗位,共400个,覆盖现有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编制的30%多。实行校内外公开招聘,竞争上岗,以较大的幅度提高关键岗位的津贴强度,每月600—1000元。虽然不多,但已震动全校教师。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林岗教授认为:教学改革最大的困难就是“人”。现在教师队伍中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由于过去专业设置是按国家需要设置的,有的甚至直接与政府部门对口,与现在的市场需求有距离,教师的知识面和专业本身就需要扩展。第二是人心还比较散。国家要下大决心,切实增加“对人的投入”,以保证现在的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具有良好的生活、工作条件,学校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教授则认为:要推进高校教改,“学校行为”最重要。他说:现在是整个学校不适应教改。如80年代以来形成的诸侯体制,各院系越来越小而全,要打破很难;在评职称时不重教学重科研;报酬体制也没有完全拉开,教三门课与不教课差不多……这些,不是一个教师、一个系、一个院能改的,因此,首先要转变学校领导班子的教学思想和观念,充分发挥“学校行为”的重要作用。北京大学近年来对各学科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进行了全面更新,推出了面向21世纪的新型人才培养方案。在新的教学计划中,课程被分为全校公共课、学科大类或学院级课、专业课三个层次,分量均等。学校还规定,文理科生必须互选课程,本科生必修艺术类课程。其中文理互选课至少要有4个学分,艺术类课程至少要有2个学分。学校压缩了必修课,增加了选修课的比重,规定选修课不得少于30%,其中任选课不少于10%。同时,学校还投入每年80万元专项经费,对新的教学计划中的重点课、新课进行建设。1996—1997年度共有136门课程获得资助。如化学系将原有的34门课压缩为19门,专业化方向的限选课只定为8学分,大大淡化了专业界限。
华中理工大学副校长秦忆教授的观点是:教学改革应首先改革考试方法。他说:“考试是老师的教鞭子,是学生的命根子。只有在这个地方寻求突破,才能更高标准地要求老师,更大限度地解脱学生。我专门了解了国外的大学考试,比如意大利大学生考试45%是口试,35%是笔试,20%是平时练习综合成绩。我认为口试就是一种比较好的考试方法,但可能在中国大学生里实行较困难,因为一个班的学生太多。”